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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孙加荣
　　记得母亲总说，她小时候最刻骨的记忆，都是在“跑慌乱”那三个字里。“跑慌乱”不是轻飘飘的词语；是迫于无奈的离家逃难；是裹着尘土、汗味的恐惧，母亲记忆里是兄妹五人拽着姥姥的衣角，在黑夜里深一脚浅一脚的漫无目的、无始无终的奔逃。
　　1938年的秋天，胶济铁路的铁轨在月光下泛着冷光，像一条条条僵卧的长蛇。姥姥家就住在铁路弯道旁的村子里，那铁轨是日军运送军火的动脉，也是八路军频频出击的目标。母亲说，那时的夜晚总不安静，有时是远处闷雷似的爆炸声；有时是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，村里的狗整夜整夜地叫，大人们抱着孩子坐在炕沿上，眼睛盯着门窗，直到天蒙蒙亮才敢合眼。出事那天，铁路弯道的爆炸声格外响，震得窗户纸哗哗直响。
　　村里的大杨树底下每天聚集着几个关键人物，其中有人压低了声音传：“鬼子要来了，带了一个中队，说抓不到八路就屠村！”这话像一盆冰水，迅速地传了出去，浇进每个人心里，于是大家一窝蜂地准备逃荒。趁着夜色，姥姥拽着大姨，姥爷背着双胞胎舅舅，母亲和大舅攥着包袱角，跟着人流往村外跑。包袱里只有几件打补丁的衣裳，还有姥姥连夜烙的硬面饼，那是一家人最后的干粮。
　　他们要去南边某村的亲戚家，可没跑多远，东方就泛起了鱼肚白。姥爷说：“不能走了，天亮了容易被发现。”恰好路边有片芦苇荡，一人多高的芦苇像密不透风的墙，他们钻进去，才发现里面早已藏了好几户人家，都捂着嘴不敢出声，只有此时秋老虎正烈，芦苇荡里像个蒸笼，闷得人喘不过气。日本鬼子在村里没找到人，就四处搜查，时不时地就听见有枪声在四周响起。芦苇荡里蚊子成团地嗡嗡转，叮得人浑身是包，可谁也不敢拍打，生怕一点动静就引来鬼子。
　　白天，他们躲在芦苇深处，嚼着硬面饼充饥；夜里，就枕着潮湿的泥土，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枪声，一直不敢露头。就这样一直在芦苇荡里过了三天。母亲说，那三天就像三年那么长，双胞胎舅舅起初还哭闹，后来就蔫了，小脸烧得通红，上吐下泻，拉出来的全是水。
　　姥姥把他们紧紧抱在怀里，眼泪一滴滴落在孩子滚烫的额头上，却连点干净的水都找不到给孩子喝，眼睁睁地看着俩孩子呼吸越来越弱。
　　直到第四天清晨，有胆大的村民回来报信：“鬼子走了，被炸毁的铁路修好了，他们进村后没发现人就走了。”于是所有人疯了似的往村里跑，可到家后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腿一软——家里的土坯墙被推倒了，锅碗瓢盆碎了一地，姥爷珍藏的那口铸铁锅，被砸成了两半。村里更惨，草垛全被烧光了，黑黢黢的灰烬堆在路边，像一座座小坟。
　　姥爷疯了似的往懂医药的邻居家跑，总算在墙角底下摸出一把干草药，是以前存着治拉肚子的。可没锅，没柴火，连口能烧水的瓦罐都找不到。姥姥只有喝点凉水，把草药嚼碎了，想喂给孩子，可两个孩子已经没力气咽了，小眼睛半睁着，没坚持多久，看了姥姥最后一眼，就再也不动了。
　　母亲说，那天姥姥哭得晕了过去，姥爷蹲在门槛上，闷声不吭地抽着旱烟，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，像他眼里的光。后来村里人帮忙，用一块破席子把两个孩子卷了，埋在村后的杨树林里。没有坟墓，因为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，这痛苦的记忆，成了母亲心口永远的裂痕。
　　如今母亲老了，每次讲起这段往事，浑浊的眼睛里总会泛起泪光。她摩挲着我胸前的党徽，一遍遍说：“你看现在多好啊，有饭吃，有房住，孩子生了病能去医院。这都是共产党给的，得记着。”我知道，她记着的不只是两个早逝的弟弟，是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，千万个和她家一样破碎的家庭；她感谢的也不只是一句口号，是从废墟里站起来的新中国；是让“跑慌乱”成为历史的安稳日子。
　　我时常会想起母亲说的芦苇荡里那微弱的呼吸，想起那口被砸碎的铁锅……这让我明白，所谓初心，不过是让每一户人家都能安稳地升起炊烟，让每个孩子都能笑着长大。这朴素的愿望，是母亲那代人用血泪换来的期盼，也是我们这代人必须扛在肩上的重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