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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王吉故里——皋虞。
　　王吉，字子阳，西汉时琅琊皋虞(今即墨区温泉街道皋虞村)人，“始家皋虞，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”(今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孝友村)，成为于史可考的琅邪郡(国)临沂县王氏家族的始祖。因郡吏举荐孝廉而出任，累官至博士、谏大夫。王吉是西汉时期的明经大儒，一身正气，直言敢谏，两袖清风，明代国子监祭酒周如砥在《汉谏议大夫王公祠铭》一文中称他“清风万年”。
　　王吉为官清廉，班固在《汉书》中将其列入“以礼让进退”一类人物，并记载了“王吉去妇”的故事。王吉居长安时，东邻家有一棵枣树，树枝伸到王吉家院中，枣子结满枝头，硕果累累。有一天，王吉的夫人随意打了一些枣给他吃。后来，王吉得知大枣是偷摘邻家的枣树，认为妻子不贤，有损读书人形象，一怒休妻。邻居知道此事十分不安，准备伐掉枣树。其他邻居纷纷过来阻止伐树，认为枣树无罪，遂共劝说王吉把妻子接回来。为此，邻里们皆敬重王吉。长安坊间流传民谣：“东家有树，王阳妇去；东家枣完，去妇复还。”
　　汉昭帝(公元前86—公元前74年)时，王吉出任昌邑国中尉。昌邑王刘贺荒于政事，爱好游猎，任意驱驰于封地之内，行为没有节制。对此，王吉撰写《谏昌邑王》一文，劝告刘贺说：“这种半天就狂奔二百里的游猎，使百姓颇废耕桑，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。应吸新吐故。”初时，刘贺还称赞他忠于职守，并赏赐他肉酒等，后来便避而不见。王吉又多次直言劝告，国中人知道王吉敢于直言，都很敬重他。
　　汉元平元年(公元前74年)，汉昭帝去世，辅政大将军霍光拥立刘贺为帝。行前，王吉劝戒刘贺，要对霍光“事之敬之，政事一听之，大王垂拱南面而已”。刘贺对王吉的进谏置若罔闻，仍然荒淫无度，并且把原昌邑国的许多官吏召到长安，授以要职。对刘贺的这种行径，霍光甚为忧虑，于是与诸大臣及太后密谋，将在位仅27天、尚未改元的刘贺废除。他为昌邑王时的臣属，皆因未能向朝廷举报刘贺的劣迹，不能尽自己的辅佐职责而受株连，或处死或下狱。只有王吉和郎中令龚遂二人因曾屡次进谏，幸得免死，而被处以髡刑，罚以城旦。
　　汉宣帝(前74年—前48年)即位后，王吉被起用为益州刺史，因病去官。后又召他为博士、谏大夫。任职期间，王吉上疏政事，主要内容是：指责官吏治民注重刑法，建议“述旧礼，明王制”；世俗嫁娶不宜太早，以免男女双方还不明白父母之道便有了孩子，造成教化不明；衣服车马的服用，要贵贱有别；官吏任用子弟为郎，因很多子弟骄矜无知，无益于民，建议废除“任子”之令，“明选求贤”，对外戚和故人，可给以优厚的物质待遇，但不宜使他们身居高位；废除角抵之戏，减省乐府开支，压缩尚方巧作，向天下明示朝廷提倡节俭。然而，汉宣帝强调“霸道”“王道”，重视吏治，认为王吉的进言迂阔而不切实际，未表示赞同。王吉不得志，于是称病回到故乡，直至去世未能施展其政治抱负。
　　王吉一生秉持清正廉洁的持家之风，恪守“临财莫过乎让”(面对钱财，没有比辞让更高尚的了)的家规祖训。他的儿子王骏和孙子王崇，皆清廉为官。《汉书·王吉传》记载：“自吉至崇，世名清廉……及迁徙去处，所载不过囊衣，不蓄积余财。去位家居，亦布衣蔬食(等到迁徙别处的时候，车上所载的不过是一袋衣服，不积蓄多余的财物。离职在家，也穿布衣吃粗粮)。”后世用“王阳囊衣”比喻为官清正廉洁，自奉菲薄。王吉祖孙三代虽身居高位，却一直廉洁勤政，成为后世敬仰的清廉典范，具祀于即墨乡贤祠。 (即墨党史史志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