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 2021年03月03日

　　　　袁玉坤

　　84年前，倭寇侵华，即墨一群热血学生奋起抗日，从墨水河畔奔向革命圣地延安，成为中共即墨地方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，为即墨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，值得详载即墨史册。
　　《即墨教育志》中记载：1937年秋，即墨县学生毛伯浩、陈凯、江崇全、刘桂成、张少良、刘葵生等25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。
　　他们的经历如何？走向怎样？在即墨人物传及人物志等资料中均无其个体记载。抱着挖掘、传承、弘扬之目的，笔者几经辗转，终于查找到了几人的走向，并与毛氏兄弟两人生前所在单位及其后人取得了联系，获得部分资料，也算是为将来他们的入传、入志做一些资料性铺垫。
　　国破山河碎，无数有识之士共赴国难。全国青年学生、知识分子或通过党组织和个人介绍，或参加延安各类学校的招生考试奔赴延安，“到延安去”成为一时之风潮。居住在今通济街道坊子街村的毛氏兄弟俩弃学从戎，“手拉手”走向抗日战场，投入红色摇篮——延安。
　　毛伯浩、陈凯为一母同胞，本姓“毛氏”，为今段泊岚镇毛家岭村毛氏第三分支——合敬堂支系第十九世。
　　《毛氏族谱》记载：该支系毛氏可谓官宦世家。毛可象曾为清朝五品官员，先后在军事院校、警务学校、医学教育、税务等部门任职。民国时还乡，携家带口寓居即墨城西关坊子街。据毛贵忭之女毛京京转述父亲之回忆：爷爷毛可象通晓医术，在西关开设诊所、药房，对穷人求医问药者常常免费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。父亲和叔叔投奔延安后，奶奶在城南河边洗衣服时被国民党兵开枪打死。
　　毛可象第二任妻子徐氏1917年3月生子毛贵忭(字伯浩)，1922年3月生子毛贵恪(字陈凯)。兄弟俩分别就读于即墨县立中学和私立信义中学。
　　毛贵忭自懂事起受国民政府“习武强身、提高国民素质”的舆论影响，爱上了武术，一边坚持学业，一边在即墨国术馆报名学习武术，还到崂山、青岛等地拜见名师，切磋技艺。历经跌打锤炼，各类拳术及剑术、刀术、枪术、棍术等，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1934年，获得即墨县“拳脚打赛冠军”和“国术比赛银盾奖”。
　　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社会各界纷纷建立各种救亡团体。即墨的青年学生纷纷走上街头，宣传抗日。毛贵忭带着尚未成年的弟弟毛贵恪加入到“信义中学反日救国会”，积极参加沿街演讲、宣传演出以及编海报、发传单等抗日宣传活动。
　　此时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通知胶东13处中学师生到临沂集训，准备组织抗日队伍。闻听要上抗日前线，血气方刚的毛氏兄弟俩率先报名，同50多名学生应征出发。
　　抗战爆发后，各种政治力量虽然团结在抗日大旗下，但政治竞争依然存在，各党派都在争取青年知识分子。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甘宁时，干部人才极度缺乏。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亲自起草了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》，提出“应该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，加入我们的学校，加入政府工作”。正如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所说：“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，国民党在抢，我们也在抢，抢慢了，就没有了。”莫志斌教授的研究文章认为“国民党动员不力，对奔赴延安的青年采用恐怖措施，诸如强行杜绝、诱骗、驯化等方式，往往造成了适得其反之效果”。
　　综合分析认为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通知学生到临沂集训，其目的是充实国民党的力量。但集训期间，中共方面渗透其中，争取学生投奔延安。国民党方面则采取围追堵截等下流方式，造成国共双方围绕着这部分学生发生争夺战。何况在即墨县立中学时，早期共产党员教师对学生进行了“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”等革命宣传，定有大部分学生坚持倾向共产党方面。争执之下，解散队伍，各奔前程，国共双方各拉走了部分人员，部分意志摇摆不定者返回家乡。毛贵忭、毛贵恪、杨华、江崇全(即墨东关村人，1942年在太行山突围中牺牲)、刘铁、牟学仕等25名学生决心要找共产党。他们在教师刘笑一(有资料记载为刘笑生)的带领下，经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介绍，几经辗转，克服重重困难，于1937年底到达延安，参加了革命。
　　毛贵恪之子陈祥(仍使用父亲战争年代化名用姓)回忆道：父亲生前提到过，抗战爆发时，初中毕业，他跟哥哥一起去了延安，部分同学去了南京。
　　毛氏兄弟俩到达延安后，进入中共中央在西安附近的泾阳县(今属咸阳)安吴堡开办的战时青年训练班。训练班上，兄弟俩并肩比翼，刻苦学习中共抗日主张的具体方针、政策和抗战形势、青年运动及军事常识，门门课程取得优异成绩。兄弟俩分别在1938年4月和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即墨籍外地入党较早的人士。
　　此后，两个人天各一方，分别走上了从政、从军之路。
　　哥哥毛贵忭在安吴堡青训班毕业后又进入陕北公学学习。1938年6月毕业后，先后调任中共忻县县委组织干事、阳曲县工委宣传部部长。限于当时国共合作的微妙关系，他公开的身份是八路军忻(县)、崞(县)、代(县)三支队民运工作团主任，在党内任区委书记、阳曲工委宣传部长。
　　1940年，调任崞县县委武装部部长和晋绥分局武装部部长。
　　1941年5月后，相继调任抗战日报社训练班指导员、晋绥日报社战地记者、报社造纸厂厂长、晋南日报社党组成员、经理等职务。
　　1949年10月，随军南下，任晋绥党校南下干部第四支队支队长。
　　1950年，担任重庆新华日报社秘书长、基建组组长等职务。
　　1954年4月，调到国家体委工作，先后担任武术科长、武术处长、中国武术协会秘书长、副主席等职，1982年12月离职休养。1995年10月去世。
　　幼时舞拳弄棍的经历和基础，使毛贵忭在新中国的武术事业中得以充分发挥专长。他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新武术运动。1954年，国家体委成立了武术研究室，他牵头制定了武术工作“挖掘、整理、研究、提高”的方针，决定从太极拳着手，编定统一规范的武术教材，为普及开展武术活动创造条件。经过反复修订，终于产生了新中国第一部统一的武术教材——简化太极拳，由于其全套共有24个动作，故又称《24式简化太极拳》。1959年，他设计创编长拳、太极拳、南拳以及刀、枪、棍、剑等七项套路的竞赛规则，开创了在同类武术套路中进行同标准的套路竞赛活动。参与了《简化太极拳通俗教材》及《体育院校武术教材》的编写工作，推动了竞技武术运动的发展。还曾多次担任中国武术代表团团长领队出国访问，多次出任全国武术比赛总裁判长、武术竞赛委员会主任。曾获国家体委颁发的“新中国武术运动开拓者”“新中国体育工作贡献奖”和“中国武术贡献奖”荣誉奖章，1995年入选“中华武林百杰”。
　　哥哥屡屡建功立业，弟弟也不甘落伍。
　　毛贵恪在安吴堡青训班毕业后，于1939年1月入伍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一支队，先后担任政治处宣传干事、组织干事等职。
　　1939年2月起，随校辗转太行山脉、山东临沂解放区。
　　1943年9月，调任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科干事。1945年6月，调任山东滨海支队政治部组织股股长。
　　1946年8月随部队挺进东北，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一纵队三师政治部组织科长、三师八团政治处主任等职。参加了著名的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、渡江战役。朝鲜战争爆发后入朝作战，先后担任三十八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、一一三师政治部副主任、主任、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。
　　1962年9月起，先后任辽宁省安东军分区副政委、军分区第二政委。
　　1964年12月后，历任辽宁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、省军区副政委等职。1987年5月，副军职离职休养。1994年10月去世。
　　1955年9月，被授予上校军衔；1964年3月，晋升大校军衔；1953年授予独立自由二级勋章，在朝鲜授予二级国旗勋章；1957年授予独立自由三级勋章、三级解放勋章；1988年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。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。